城市‧聚落‧活保存—寶藏巖的文化顯影
重點是，稱作：「寶藏巖」的這位智者的身世，曾經一如關曉榮影像中的原住民「阿春」所在的八尺門一般，是都市社會欲除之而後快的底層居所。它是違建，住著曾經在風雨中流離的老兵，以及城鄉流動過程裡，困頓於生活而無所依的勞動者、遊民及失業者。
當我這麼訴說時，像似在揭露社會的某種不堪；其實，更多地是在陳述一種主流視線外的身世。因為，它提供了任由市場機制所決定的都市現代消費景觀，必將帶來的負面代價的反思。
因此，它反而從過去的貧困中取得了現代智者的身分。我們因此也在走進寶藏巖層層疊疊的空間時，真正融入了城市的暗影中。這暗影裡，呼吸著共同建構這個場域的底層生活脈動。是記憶，也是不容被抹去的現實。
從龍應台最早為寶藏巖尋覓一個浪漫的意象，稱之為「貧窮藝術村」開始。「貧窮」這個字眼，便在城市現代化的想像中，追尋它自身的主體性。我的意思是說，脫離了真實記憶中底層貧困的情境，所附加出來的藝術語境，只能以修辭性的鄉愁來對待像寶藏巖這樣的場域。也因此，反而提供了進一步去探究寶藏巖何去何從的機會。
從藝術行動到文化治理
2003年，一項稱作「全球藝術行動者參與計劃」（英文簡稱GAPP）的另類文化集結中，策展人黃孫權提出的「藝術行動者」（Artivist）的概念。初步將「藝術家」（Artist）與「行動者」（Activist）兩個字眼進行結合。其言內／外之意，在於彰顯藝術家同時也是社區或社會改造行動者的意涵。至今，仍深具啟發性……
當然，這個文化倡議的啟發性，恰在於它不僅僅是學術的、創意的字眼玩味或玩弄而已，同時也在行動者的語意上，衍生出並不類比或等同於社會運動者的內涵。意即，在以藝術家為主體的前景下，形塑藝術與社會對話的主動積極性。簡言之，是在一個面臨被排除（拆遷）的底層記憶前簷，用文化為手段或目的，去緊緊守護那幾乎被城市現代化所驅離的緊迫場域。
這樣的形容，將我們帶到當時芬蘭地景藝術行動者Marco Casagrande所創作的一個稱作《閣樓》（Attic）的作品中。他以身體行動在被迫拆遷一半的歷史斷面間，挖出種種被視之為廢棄物，實則在城市非主流的潛意識中，意義非比尋常的老兵記憶。例如，在迫遷過程中，被堆土機的泥污沾滿的一本舊相簿。從而，他找到了以身體與斷垣殘壁產生對話的火光中的劇場行動。
「閣樓」看似堆積雜物的無用空間，然而，無用恰是最具衝擊力的有用之處。這是廢棄空間再利用，所衍生出來的「無中生有」美學。這樣的美學主張，也曾經由去年「差事劇團」的李哲宇編導，在《無中生有》一劇中，以寶藏巖廢棄空間—邊境劇場為場域，展開過環境劇場的舖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