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文化界史無前例提問三黨總統候選人 提出「終結百年煙火，開啟文化元年：藝文界對台灣文化政策的九大要求」連署聲明的「文化元年基金會」籌備處，自從國慶晚會《夢想家》音樂劇引發爭議以來，持續以具體的連署行動，結合集體的抗議演出。他們不但博得新聞媒體的版面，也引起三黨總統候選人的側目，應允參與12月15日下午的一場「開啟文化元年：文化界提問三黨候選人」座談活動。競逐大位的總統候選人願意面對文化藝術界的質疑、不滿與期待，而坐下來面對面溝通，這也堪稱「百年」僅見的奇蹟了。 「文化界提問三黨候選人」的活動在世新大學管理學院的國際會議廳舉辦。由蔡英文、宋楚瑜、馬英九三位總統候選人輪番依序進入開放式的座談會場，親身回應12位藝文界代表所提出的12道提問。座談的形式，先是由每位候選人闡述文化理念及政策主張，時間為20分鐘；之後，改由12位代表提出12道固定的提問。時間嚴格控制──發問1分鐘，回答2分鐘。每位候選人獨自面對在場人士，各有1個小時的時間，全程進行整整3個小時之久。

二、「公民文化權」的提出及其政策

首先進場的蔡英文以「文化權」作為開門見山的訴求。此一概念即是她在「十年政綱」當中，所強調的有別於「政治公民權」和「經濟公民權」的「文化公民權」。她指出，「台灣的轉型需要新的文化圖像與新的公民意識」，而「台灣的文化公民權意識仍有待加強。」不過，儘管蔡英文標榜「新」，「十年政綱」所列舉的具體「政策主張」，卻看不到真正「新」的實踐。她所提列的六項政策主張，也都是國人已知已見的課題，絕大多數也已列入文建會的業務範疇及項目。 「十年政綱」在「落實文化公民權政策」一項當中，提出了制定《文化基本發展法》的看法。蔡英文在回應提問時，也言及「留住台灣優秀的人才，我們必須要凝聚一部切中需求、合適文化的《文化基本法》，把整個文化建設和文化人才培育的基礎，能夠有一個完整的建構。」事實上，現任的國民黨政府已於2011年9月底公佈《文化基本法》草案及相關的13條文。草案當中，有關「文化國力」，以及依循「聯合國文化多樣性公約」所提的公民「文化權」等等說法，也都做了描述。而且，針對落實文化公民權的具體做法，蔡英文的「擴大文化投資」、「培植地方專業人才」、「讓文化體驗進入教育」等措施，也與馬英九的「施政主軸」及「施政目標」大致重疊。 或許應該這麼說，面對「本土化」和「全球化」的雙重效應，台灣自1996年開始民選總統以來，國民黨與民進黨各自執政8年，兩黨除了對於中華文化的大傳統，以及對待當代中國的態度較有明顯不同之外，他們對於本土與國際文化的看法及政策，約莫大同小異，逐漸趨同，甚至已經透過執政程序，深化並體現在現有的中央文化政策與具體措施之中。

三、以發展文創產業為導向的文化政策

台灣自2002年起開始推動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」，當時的執政者乃是民進黨政府。2008年，馬英九領導國民黨重新角逐中央政權之時，也以「將傳統的國際經濟競爭態勢轉變為文化總體競爭」作為主張，強調「以文化作為21世紀的策略領航，以文化的『軟力量』深耕台灣，走入國際。」具體的主張之一，即是「循台灣發展高科技產業模式」，成立「文化創意產業研發中心。」 國民黨以「工業科學園區」作為典範的文創發展模式，與民進黨執政時期的思惟如出一轍。民進黨政府在當時的「文化創意產業專屬網站」當中，訂立了「選定原則」，明定必須符合以下三項條件，才能成為扶植的對象：（一）就業人數多或參與人數多；（二）產值大或關聯效益大、成長潛力大；（三）原創性高或創新性高及附加價值高。相較之下，國民黨只是將扶植文創產業的做法，更具體地簡化為科學園區模式。 2010年1月，立法院三讀通過了國民黨政府所提的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」。至此，文創產業成了台灣官方必然推動的文化暨經濟項目之一。眼前，三黨總統候選人已經發表的政綱或政見當中，也都不例外地必須帶上一筆或多筆關於文創產業的願景描述，或是實踐方案。馬英九更將「文化創意」列為他的施政主軸之一，服務的對象應有盡有，所有的藝文相關項目幾乎無一遺漏，但也因此，看不出階段性的政策輕重，使人們不知如何期待。至於所列的施政策略，更像是由文建會負責提詞的施政報告，多數如果不是已經排入行程，就是已在研發或執行當中的業務，看不出宣示性的價值或意義。 比較而論，身為2012年大選的候選人，馬英九總統的文化政策卻遠遠不如他2008年所提的5條「政策綱領」及16條「具體主張」，來得有積極性與進取性。不過，同樣值得批評的是，他2008年的文化政見卻多數淪為空頭支票。譬如，在綱領之中，喊得偉大響亮的「以文化作為21世紀首要發展戰略：文化優先，文化領政，文化總統，文化提升為國家發展的首要戰略」，以及「以文化突圍，創造台灣新形象……不靠新台幣，靠文化也能走遍天下」，迄今都不見實際作為。或是，他所主張的「成立『文化諮議小組』，召開年度『總統文化論壇』」，「四年內將文化預算從1.3%提高至總預算的4%」，以及「開大門，走大路，吸納全球文化人才」，至少這三條都已明確跳票。 蔡英文則在「政策主張」的第5條提出，「擴大文化投資，帶動延伸性文創產業發展」。針對「文創產業」的項目，她具體界定是以「工藝、設計、媒體、影視、動漫、流行文化及數位創作等」作為對象。很明顯地，她的重點比馬英九明確。然而，已於2010年1月7日立法通過的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」當中，第3條卻已明訂該法所稱的「文化創意產業」至少洋洋灑灑包含15種項目；其中，視覺藝術產業、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、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、出版產業等四項產業，並未列入她的投資範圍。有關這四項產業為何不列入規劃範圍，她似乎有根本的必要，加以說明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這四個項目都涉及無法用工業量化的模矩來加以度量的內容，包括視覺藝術、戲劇、音樂、戲曲、文學等類型的純粹創作。 至於親民黨候選人宋楚瑜的「文化政策」，則是以「地方為主體，中央作協調」和「民間為主導，官方來協助」作為領導綱領。此一態度彷彿無為而治，卻有消極被動之嫌。針對「協助文化創意產業」一項，宋楚瑜所提的具體措施，僅止於「政府補助」四字，實在令人失望。面對全球化競爭時代的來臨，文化創意產業已屬知識經濟的一環，官方和中央如果只是消極等待民間和地方前來請求協調或協助，這種舊衙門的治理思惟本身，就已經欠缺創意活力，遑論開拓競爭力。

四、標榜文化的總統摸不到台灣視覺藝術界的脈搏

無論在朝或是在野，三位總統候選人都以文創產業作為台灣21世紀文化建設的重要指標。馬英九的「文化策略」大談完成興建高雄衛武營表演藝術中心、屏東與苗北演藝廳、大台中歌劇院、高雄與台北流行音樂中心、故宮南院，彷彿這些都是他的政策暨政績。此一表列未免有掠人之美的嫌疑。事實上，這些大多出自民進黨執政8年的評估與規劃，包括高雄衛武營表演藝術中心、屏東演藝廳、大台中歌劇院、故宮南院，都是民進黨當政時期的貢獻。 誠如藝術家姚瑞中在提問中指出，「過去十年來，視覺藝術界並無任何新的美術館或專業館舍的設立，反倒是表演藝術界至少有七個大型展演場地陸續建設當中。」由此，凸顯了國、民兩黨執政的文化差異其實不大，他們都對表演藝術類型的空間較有偏好，而且，都慣性地以平衡南北文化差距作為理由。 近幾年來，隨著政府陸續將幾處大型的「文創園區」付諸ROT（Rent-Operate-Transfer）招商模式，將整座園區一次租賃出去，交由民間廠商營運，並任其轉租賃。就以台北市的「華山藝文特區」為例，誠如藝術家陳界仁在提問中所言，自從更名為「華山創意文化園區」，並由文建會招商，與「台灣文創發展公司」簽下長達15年的租賃暨經營契約之後，多數的年輕世代藝術家因為無力租賃，於是失去了一處發表實驗創作的重要基地。為此，姚瑞中也進一步指出，藝文界目前亟需能夠「累積專業性、學術性、實驗性及國際交流的中、小型展演空間」，並請問三位總統候選人，是否將會規劃此類館舍？ 針對陳界仁在提問中，為那些原初且長期爭取、耕耘這些公共文化空間，最後卻反而被官方政策逐出園區的藝文團體，表達了深刻的遺憾，在任的馬英九總統似乎不能真正體會，只說願意「虛心調整」，「請文建會協調降低對藝文團體的租金」。針對國、民兩黨政府均熱衷的ROT模式，他一方面推說「華山文創園區」從籌設到以ROT模式招商，都不是他任內的決定；同時，卻又以自己在台北市長任內的「牯嶺街小劇場」和「台北光點」的ROT案例為榮。可以看出，他並不覺得ROT模式反映了陳界仁所說的「兩黨共同種下的錯誤文化政策」。 對於陳界仁以「短視的文化政策」質疑民進黨過去的執政，蔡英文倒是大方地表示「不好意思」，也從善如流地表示，她建議將華山這塊園區「回到以藝文團體和藝文活動為主軸的利用方式。」但是，已經簽訂的15年長期契約是否可能真正改變，這是最大的問號。 至於姚瑞中提到的中、小型專業藝術展演空間，無論是馬英九或蔡英文，似乎都因為不了解視覺藝術界的專業生態，也欠缺熟悉詳情的文化行政幕僚據以提示，因此，他們在回應時，都顯得生硬且不知問題之所在。再明顯不過的是，隨著文創掛帥的時代來臨，台灣目前僅有的台北、台中、高雄三座官方美術館，外加一座中型的「台北當代藝術館」，已經都被迫必須分撥部份的空間暨檔期，以作為文創類型的展演活動。再者，隨著國民黨政府積極鼓勵與中國當代藝術的交流，以及台灣原本就必須靠不斷地引進國際當代藝術的養分，來刺激台灣自身的創作靈感，這些也都使得台灣藝術家在自家美術館展演的機會，明顯受到壓抑。影響所及，社會大眾無法習以為常地認識並了解台灣當代藝術家的創作。因此，台灣不但需求專業的中、小型藝術中心，中、大型的美術館也仍待增加，以因應文創與國際競爭的時代來臨。 基於美術館的數量太少，中、小型的專業藝術中心付之闕如，這也使得文化藝術人才的社會流動近乎停滯。一個無法提供人才就業與施展機會的文化社會，勢必將逼迫人才出走，使有心者挫折，唾棄台灣，或因此餒於追求文化藝術，導致專業沈淪，甚至造成文化黑暗時代的降臨。勸戒滿腦子只有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源分配的總統候選人們，在強調「文化國力」和「文化公民權」的同時，更應好好思考如何架構台灣的文化圖譜，建立應有的基礎結構，否則，面對中國大陸強勢崛起，難保台灣在不久的未來，無從迴避地淪為其文化衛星，甚至成為中國當代及其未來文化的附庸或應聲者。

五、文化總統之路遠迢迢

檢視三黨總統候選人的文化綱領與策略，連帶他們於12月15日下午針對藝文界的多方提問，所做出的應答，我們即使不忍心以「勇氣可佳，但乏善可陳」作為嚴苛的評語，卻仍然不能不指出，他們對於眼前台灣文化藝術處境的實況了解，實在陌生且疏離。 21世紀已整整過了10個年頭，宋楚瑜先生理解的「文化」，竟然還停留在威權時代的農民放下鐮刀，向蔣經國總統鞠躬握手的層次。他認為文建會不該淪為「發包中心」，而應成為「發電中心」。但是，他對於文化治理的見解，卻還只停留在「資源分配」與「公平性」的層次上。 蔡英文女士努力強調政治不應介入文化，文化應該自治，並且在回答提問的過程，她也藉機表露了應該回歸專業的文化治理態度。不過，她還是沒有跳脫總統作為全國文化資源分配者的消極心態，雖然她在言談中吐露了比馬、宋二位更多的同理心，並表達願意以「對話」代替「政治的指導」。 馬英九先生身為現任的總統，除了熱衷引用統計數據，他的言談更像是在做政績炫耀。對比於民進黨執政時期，他強調自己是最努力幫助文化界的總統。他引以為傲地舉證，文建會的預算從2008年的60億，一路激增到了2012年的百億以上。儘管他勇於慷國家之慨，藝文界對於他的文化建設成果，卻明顯存疑，且怨懟甚深。多位提問者不僅對他自我感覺良好的態度，甚表不以為然，甚至臨時起意，在提問的同時，直言相向，做了毫不客氣的批評。綜觀他的文化治理概念，以及現場的說明，也不例外地是以資源的挹注者和分派者自居。 三位候選人仍皆一昧根深柢固地從政治、經濟的角度，去思考文化發展的問題。也因此，他們都落入文化分配論的狹隘窠臼。我們既沒有看到他們對於文化藝術的熱情，他們也沒有讓大家看到他們對於台灣文化願景的擘畫。馬英九總統一再高呼「黃金十年」，蔡英文女士也言不離「十年政綱」。面對台灣未來十年的文化藝術發展，他們卻沒有提供任何理想的想像與圖景。或許，他們根本還沒有想過，也沒有能力告訴我們：應該如何期待十年之後的台灣文化與藝術，其高度、深度、廣度及豐富度如何？面對強權姿態的中國與全球化潮勢，台灣的文化藝術將與之形成何種關係或脈絡？台灣文化藝術又將如何自立、自處、自足與自我提升？ 2012年，台灣真能出個以文化治國的總統嗎？或是，一旦選上了總統，她／他就成了立即跳票的文化票據現行犯？我們謹拭目以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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